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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边缘化 KTV苦寻“救命秘方”

  临近中秋节,夜色斑斓的首都北京人流车流比往日增多了不少。CBD商务中心区、三里屯SOHO、望京、后海……到处呈现节日的喧哗与喜庆。但有一个场所,却人影寥寥,与这热闹繁华有着明显的反差,这就是夜生活三部曲(晚宴、K歌、撸串)之一的KTV。“抛开新冠疫情的因素,我们的生意其实从2019年开始就不好做了。现在,疫情还没彻底过去,KTV行业继续坚持的人,都是在撑着。”对于KTV的日渐萧条,天秤座KTV龙德广场店的店长史海波接受《法人》记者采访时说。

  临近中秋节,夜色斑斓的首都北京人流车流比往日增多了不少。CBD商务中心区、三里屯SOHO、望京、后海……到处呈现节日的喧哗与喜庆。但有一个场所,却人影寥寥,与这热闹繁华有着明显的反差,这就是夜生活三部曲(晚宴、K歌、撸串)之一的KTV。“抛开新冠疫情的因素,我们的生意其实从2019年开始就不好做了。现在,疫情还没彻底过去,KTV行业继续坚持的人,都是在撑着。”对于KTV的日渐萧条,天秤座KTV龙德广场店的店长史海波接受《法人》记者采访时说。

  20世纪90年代,“卡拉OK”传入中国大陆,第一家量贩式KTV于1994年在上海落地,随后迅速成为全民性的娱乐形式;2000年,麦乐迪成为第一家开在北京的量贩式KTV。在70后、80后和90后三代人中,KTV是学生时代的记忆,也是老友聚会和单位团建时不可或缺的保留节目。

  但如今,在更年轻的一代群体中,KTV正在走向边缘。在诸多面向95后和00后的娱乐消费偏好调查中,剧本杀、酒吧、桌游等娱乐项目名列前茅,KTV的排名被甩在了后面。

  “KTV成中老年练歌房”

  每周二是天秤座KTV的会员日,日场可以享受比平时日场更低的会员价。每到这一天,几乎所有日场的包间都会被“中老年团”占据。9月7日这天,“中老年团”再度出现。

  “简直就是中老年练歌房了。这些人就是奔着会员日的日场来的,岁数都不小了,她们平时是跳广场舞的主力军。”2012年,史海波成为天秤座KTV龙德广场店的店长,彼时正是KTV生意火爆的光景,客人多得应接不暇。“天秤座生意最好的那几年,几乎都被年轻人占据,现在居然成了‘老干部处’了。从行业最好的时候,到现在进入低迷,我经历了整个过程,真是令人唏嘘。”史海波说。

  史海波所在的这家天秤座KTV位于昌平区内,而“中老年团”是一大早就从四面八方赶来的,“石景山的、大兴的,8点多从家出发,坐公交和地铁,赶在我们开门的11点之前到。”“中老年团”的消费有典型的中老年特点,一些人自带灌满水的保温杯,除唱歌外几乎没有酒水等附加消费。这让本想利用酒水和零食这类高毛利的附加项目挣钱的KTV颇为无奈。“年轻群体的消费动力是中老年团不具备的。”史海波说。

  从工商信息中KTV企业数量的极速下降,便可感受到KTV行业的现状。企查查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8月,我国尚存的KTV企业5.8万家,相比于最多时的12万家,这是一个腰斩的数字。KTV企业的增量在2020年仅为0.63万家,同比下跌38.8%,这是近3年来的最大跌幅。2021年上半年,注吊销的KTV企业有2000家,同比增长15.2%。

  我国于2014年进入了新注册KTV企业数量高速增长的时期,这一年KTV企业增量为5700家,2015年增速加快,达到8800家,2017年增量达到顶峰,超过10000家,2018年开始增量下滑。

  KTV从年轻人的生意做成了老年人的生意,在唏嘘之余,也不难发现客观存在的原因。

  在一份对年轻群体的调查报告中,KTV在95后和00后心中有诸多的缺点,让他们无法尽兴地玩儿下去。主要缺点有三:设备老旧,环境差,特别是通风条件差,想唱的歌点唱机里没有。与此同时,剧本杀、桌游、酒吧等却在室内,环境和设备十分“讲究”。

  9月10日,1999年出生的淇淇在海淀区某高校门外接受记者采访她表示,在业余时间她更愿意找些环境考究,至少通风条件优良的地方打发时间。“我们也不是绝对排斥KTV,但现在的KTV多数在地下室中,房间昏暗,本来是兴致冲冲地进来的,但一看环境,顿时不想唱了。”当KTV不能提供优雅环境,而年轻一代又开始对环境有苛刻要求之时,他们的目光自然会投向其他娱乐项目。

  剧本杀、密室逃脱等娱乐项目取代KTV

  在接受记者采访的多位“95后”和“00后”中,排在KTV之前的娱乐项目通常都有酒吧、桌游、剧本杀和密室逃脱。与KTV相比,这些项目有些共同的特点,是KTV所不具备的。

  首先是全体参与人员注意力的高度集中,淇淇告诉记者,桌游和剧本杀要求在场的所有人注意力都集中在牌局或者剧本的剧情当中,期间很少有可以玩儿手机,或者“开小差”想其他事情的空闲;但在KTV中,一旦有人唱了自己不喜欢或不熟悉的歌,就只能面对“一个人唱high,其他人玩儿手机”的尴尬场面,“大家在KTV里,掷骰子的掷骰子,唱歌的唱歌,玩儿手机的玩儿手机,没有被一个共同的主题所吸引,桌游和剧本杀在这一点上完胜KTV。”

  其次,社交模式从KTV式的“熟人社交”转向“陌生人社交”。这一点,史海波深有体会。作为一家KTV店长,史海波与其他形式的娱乐场所经营者一起讨论过这个问题。“年轻群体钟情于陌生人社交,大家在都不认识的情况下一起合作玩儿个项目,或者共同唱一首歌,这种社交模式更适合在酒吧或者桌游店里来做。”史海波告诉记者,“陌生人社交”的交往圈子更大,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对年轻群体更具吸引力。

  年轻群体“去中心化”的审美倾向也挑战着KTV。在80后和90后中,“万人大合唱”是一种壮观场面,是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人,聚集在某个场合下,相互“问候”的一种形式,但这种形式正在被更年轻群体摒弃。“别说万人大合唱了,连十人‘小合唱’我都不喜欢,十个人同唱一首歌,太老土了!”淇淇对记者说,“我不喜欢‘我喜欢的别人也喜欢’,我喜欢‘我喜欢的只有我喜欢’。”

  在从业者看来,版权费用的支出是压死KTV的“最后一根稻草”。从2018年开始,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简称“音集协”)严格对KTV使用音乐电视的版权进行收费,一些不愿加入这种集体管理机制的KTV企业与音集协之间发生了纠纷,而接受了音集协集体管理方式的KTV则需要按照协议,以每间包房每天5元的价格向音集协支付版权费用。据史海波说,这让天秤座KTV每年增加6万元的支出。“现在的光景之下,这是一笔不小的支出了。”

  对此,音集协却有不同看法。音集协副理事长兼代理总干事周亚平9月10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使用版权时缴纳版权费是所有KTV的义务,大量无偿使用版权的侵权行为可以发生在之前,但绝不是现在,更不可能在未来。“我觉得每间包房每日5元的收费并不贵。”周亚平说。

  KTV如何“续命”

  音集协是平日与KTV经常打交道的组织,周亚平以音集协总干事的身份,对KTV行业进入困境的原因有自己的观察。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玩儿法,只能说KTV没有跟上时代潮流,创新度太低了。”周亚平承认,硬件条件和环境的问题,在大多数KTV中的确存在。但是KTV还有更深层的模式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量贩式KTV,二十几年过去了,KTV还是那一套模式,进来打开点唱机,点歌,播放音乐电视,然后唱歌,唱完了走人。”在周亚平看来,KTV需要模式创新,要在玩儿法上跟上年轻一代群体的需求。

  记者了解到,目前在我国南方已经出现了“社交式KTV”,这类KTV除点唱功能外,可以联网与身在异地的其他KTV包房中的歌友共唱一首歌,也可以参加线上的歌咏比赛,给同一首曲目的不同演唱者排榜单,也就是说,这类实体KTV将手机上K歌App的部分功能移植到了KTV。与电话亭式的迷你KTV相比,这种KTV现场感更好,空间也不逼仄。值得注意的是,异地连麦合唱,对音响设备的要求大大超过以前,运营难度和成本都将增加。

  也有KTV进行软硬件双重提升的模式创新,史海波告诉记者,一些同行走上了高端化和会所化的路线。“有一家同行和我们使用同一套点唱系统,装修就花了四千万元,除了包房之外还修了舞池和音乐茶座,舞池外面也有现场演奏的乐队,这种业态把酒吧、量贩式KTV和舞厅结合起来了。但这只是一种尝试,能不能收到好的市场反馈,谁也说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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